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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司马迁】司马迁名言_司马迁宫刑

司马迁

人物简介   司马迁(约前145—前87年),字子长,中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、文学家、思想家。司马谈之子,任太史令,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,后任中书令。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,被后世尊称为史迁、太史公、历史之父。所著《史记》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,被鲁迅称为“史家之绝唱,无韵之离骚。”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,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,到汉武帝元狩元年,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,为“二十六史”之首。
  
生平经历
  司马迁生卒年代,史无明文。近人王国维《太史公行年考》认为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(前145年),大约卒于汉昭帝始元元年(前86年),享年60岁。
  据说司马迁家自唐虞至周,都是世代相传的历史家和天文家。司马错是秦惠王时伐蜀的名将,司马昌是秦始皇的铁官,到了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,又做汉武帝的太史令,恢复了祖传的史官恒业。
  十岁时,司马迁随父亲至京师长安,得向老博士伏生、大儒孔安国学习;家学渊源既深,复从名师受业,启发诱导,获益不浅。时正当汉王朝国势强大,经济繁荣,文化兴盛的时候,张骞奉使通西域,卫青、霍去病大破匈奴,汉武帝设立乐府……;也是司马迁在京城里丰富见闻,热情迸发的时候。
  公元前134年(汉武帝元光元年)12岁。是年董仲舒上“天人三策”。汉武帝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。司马迁时在夏阳耕读,时在长安求学。
  公元前127年(汉武帝元年朔二年)19岁,从夏阳迁居长安。汉武帝从主父偃建议迁民于茂陵。司马迁随家迁于京城。从孔安国学《尚书》,从董仲舒学《春秋》。孔安国为侍中。
  公元前126年(元朔三年)20岁,游历各地。司马迁漫游江淮,到会稽,渡沅江、湘江,向北过汶水、泗水,于鲁地观礼,向南过薛(今山东滕县东南)、彭城,寻访楚汉相争遗迹传闻,经过大梁,而归长安,历时数年,做了皇帝的近侍郎中,随汉武帝到过平凉、崆峒,又奉使巴蜀,最南到了昆明。“南游江、淮,上会稽,探禹穴,窥九疑,浮于沅、湘,北涉汶、泗,讲业齐、鲁之都,观孔子之遗风,乡射邹、峄,厄困鄱、薛、彭城,过梁楚以归。”为协助父亲著作史记做准备。公孙弘为丞相,请为博士置弟子员五十人。司马迁得补博士弟子员。
  公元前123年(元朔六年)23岁,为郎中。以考试成绩优异为郎中,即皇帝的侍卫官。
  公元前122年(汉武帝元狩元年)24岁,为郎中。司马迁侍从武帝巡视至雍,祭祀五。获白麟。司马谈始修《太史公书》。《史记》原计划记事止于此年。《史记》《太史公自序》:“述陶唐以来,至于麟止。”后来司马迁修改下限述于太初末年。
  公元前119年(元狩五年)28岁,为郎中。汉武帝游鼎湖,至甘泉(今陕西淳化县境内),司马迁以郎中身分侍从。
  公元前113年(汉武帝元鼎四年)33岁,为郎中。随汉武帝祭祀五帝到雍(今陕西凤翔县),到河东(今山西夏县东北)。有司与太史公司马谈、祠官宽舒议祭祀后祠。始立后土祠于汾阴(今山西万荣县)。冬十月,“武帝自夏阳东幸汾阴”,司马迁随武帝回夏阳故乡。
  公元前112年(元鼎五年)34岁,为郎中。冬十月,司马迁以侍中身分侍从汉武帝巡行至西北的扶风、平凉、崆峒。太史公谈、词官宽舒等向武帝建议立泰坛。太史公谈议泰典礼。
  公元前111年(元鼎六年)35岁,为郎中将。汉武帝与公卿、诸生议泰山禅。司马迁受命为郎中将以皇帝特使身份奉使西征巴蜀以南,到达邛(今四川西昌一带)、笮(今四川汉源一带)、昆明(今云南曲靖一带),安抚西南少数民族,设置五郡。
  公元前110年(汉武帝元封元年) 36岁,为郎中。汉武帝前入泰山封禅,太史公司马谈随行,至周南(今河南洛阳)而病危。司马迁自西南归,见父于周南。谈临终嘱司马迁继孔子而续《春秋》。司马迁以郎中身分侍从汉武帝至泰山,又至海边,自碣石至辽西。又经北边、九原(今包头市西),五月回到甘泉。
  元封元年(前110年),汉武帝举行大规模的巡行封禅,步骑十八万,旌旗千余里,浩浩荡荡。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史官,本应从行,但病死在洛阳。司马迁接受了父亲的遗志,赶到泰山,参加封禅,随后沿着东海,绕道长城塞外回到长安。
  公元前109年(元封二年)37岁,为郎中。春,司马迁随汉武帝到缑氏(今河南偃师),又到东莱。四月,黄河决口,司马迁从武帝至濮阳瓠子决口处,与群臣从官负薪塞黄河决口。
  元封三年(前108年),司马迁三十八岁时,正式做了太史令,有机会阅览汉朝宫廷所藏的一切图书、档案以及各种史料的机会,他一边整理史料,一边参加改历。等到太初元年(前104年),中国第一部历书《太初历》完成,他就动手编写《史记》。
  公元前107年(元封四年)39岁,为太史令。冬十月,司马迁随汉武帝至雍,祭祀五帝。经回中道,批出萧关(今宁夏固原县东南),经涿鹿,从代地(今河北蔚县)而还,经河东回长安。
  公元前106年(元封五年) 40岁,为太史令。冬,司马迁随武帝至南郡盛唐(庐江),望祭虞舜于九嶷山,自寻阳(今湖北黄梅县西南)过长江,登庐山,北至琅琊(今山东诸城),增封泰山,沿海而行。
  公元前105年(元封六年) 41岁,为太史令。冬,司马迁随汉武帝行至回中(今陕西陇县西北)。三月,经夏阳至河东,祭于后土祠。
  公元前104年(汉武帝太初元年)42岁,为太史令。司马迁与上大夫壶遂等制定《太初历》,汉武帝宣布废《颛顼历》,改用此历法。太初历对后代有极大影响。冬十月司马迁随武帝祭泰山。司马迁开始著述《史记》。
  公元前103年(太初二年)43岁,为太史令。司马迁专心著述。“绝宾客之知,忘室家之业,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,务一心营职。”
  公元前100年(汉武帝开汉元年)46岁,为太史令。苏武出使匈奴被扣,武帝发兵讨伐匈奴。李陵为将,请“自当一队”。
  公元前99年(天汉二年)47岁,李陵出塞攻打匈奴战败被俘,司马迁替李陵说了几句解释的话,触怒了汉武帝,把他投下监狱,第二年汉武帝杀了李陵全家,处司马迁以宫刑。
  公元前98年(天汉三年)48岁。李陵被灭族。司马迁为著作史记而忍辱苟活,自请宫刑。《悲士不遇赋》约作于是年。
  公元前97年(汉武帝天汉四年)49岁,为中书令。被赦出狱,任中书令。《汉书·司马迁传》:“迁既刑之后,为中书令,尊宠任职。”发愤著史记。
  公元前96年(太始元年)汉武帝改元大赦天下。这时司马迁五十岁,出狱后当了中书令,直到征和二年(前91年)全书完成,共得130篇,52万余言。
  公元前93年(太始四年)53岁,为中书令。任安(少卿)此年四、五月间有信给司马迁。
  公元前91年(汉武帝征和二年)55岁,为中书令。《报任少卿书》作于是年。完成《史记》。《报任少卿书》说:“仆近自托于无能之辞,网罗天下放失旧闻,考之行事,稽其成改败兴坏之理,凡百三十篇。”、“仆诚已著此书,藏之名山,传之其人。”
  公元前90年(征和三年)56岁。司马迁约死于这一年。死因不明。一说司马迁死于公元前87年(汉武帝后元二年), 又一说死于公元前86年(汉昭帝始元元年)。《汉书·旧仪注》:“司马迁作《景帝本纪》极言其短,及武帝过,武帝怒而削去之,后坐举李陵,陵降匈奴,故下迁蚕室,有怨言,下狱死。”郭沫若《关于司马迁的死》:“下狱死事,必世有流传,故卫宏、葛洪均笔之于书,谅不能无中生有,以歪曲史实”。
  官场生涯
 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,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,研究天文历法。司马谈打算编写一部通史,愿望没有实现就死去了。临死的时候,嘱咐司马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。
  元封三年(前108年),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,任太史令,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图籍,因而得读史官所藏图书。太初元年(公元前104),与唐都、落下闳等共订《太初历》,以代替由秦沿袭下来的《颛顼历》,新历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。司马迁的祖先并不十分显要,其家族世代掌管太史的官职。但是司马迁和他的父亲都以此为荣,在他们的心目中,修史是一项崇高的事业。他们为此奉献了自己一生的精力。
  在父亲的直接教导下,司马迁十岁时便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。后又跟着董仲舒学习《春秋》,跟孔安国学习《尚书》。司马迁做了太史令以后,就有了阅读外面看不到的书籍和重要资料的机会。这为他以后著史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。但资料整理工作非常繁复。由于当时的那些藏书和国家档案都杂乱无序,连一个可以查考的目录也没有,司马迁必须从一大堆的木简和绢书中找线索,去整理和考证史料。几年如一日,绞尽脑汁,费尽心血,几乎天天都埋着头整理和考证史料。司马迁一直记得父亲的遗志,他决心效法孔子编纂《春秋》,写出一部同样能永垂不朽的史著。公元前104年,司马迁在主持历法修改工作的同时,正式动手写他的伟大著作《史记》。
  直言受宫刑
  天汉二年(公元前99年),正当司马迁全身心地撰写《史记》之时,却遇上了飞来横祸,这就是李陵事件。
  天汉二年夏,武帝派自己宠妃李夫人的哥哥、二师将军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,另派李广的孙子、别将李陵随从李广利押运辎重。李广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,孤军深入浚稽山,与单于遭遇。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。经过八昼夜的战斗,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,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,结果弹尽粮绝,被迫投降。
  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,汉武帝本希望他能战死,后听说他却投了降,愤怒万分,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,趋炎附势,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,现在却附和汉武帝,指责李陵的罪过。汉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,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,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,尽力为李陵辩护。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,对朋友讲信义,对人谦虚礼让,对士兵有恩信,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,有国士的风范。司马迁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,他们如今见李陵出兵不利,就一味地落井下石,夸大其罪名。他对汉武帝说:“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,深入匈奴,孤军奋战,杀伤了许多敌人,立下了赫赫功劳。在救兵不至、弹尽粮绝、走投无路的情况下,仍然奋勇杀敌。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。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之中,而他杀伤匈奴之多,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了。他之所以不死,而是投降了匈奴,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。”
  司马迁的意思似乎是二师将军李广利没有尽到他的责任。他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,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,贬低劳师远征、战败而归的汉武帝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,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。
  汉武帝把他投下监狱,第二年汉武帝杀了李陵全家,处司马迁以宫刑。宫刑是个大辱,污及先人,见笑亲友。司马迁在狱中,又备受凌辱,“交手足,受木索,暴肌肤,受榜棰,幽于圜墙之中,当此之时,见狱吏则头抢地,视徒隶则心惕息。”(司马迁《报任安书》)。几乎断送了性命。但为了完成《史记》的写作,忍辱负重,苟且偷生,希图出现一线转机。
  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,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,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,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。不久,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。汉武帝信以为真,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、妻子和儿子。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。
  据汉朝的刑法,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:一是拿五十万两黄金赎罪,二是受“腐刑”。司马迁官小家贫,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赎罪。腐刑(即成为太监)既残酷地摧残人体和精神,也极大地侮辱人格。司马迁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,悲痛欲绝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杀。可又想到,人总有一死,但“死或重于泰山,或轻于鸿毛”,死的轻重意义是不同的。他觉得自己如果就这样“伏法而死”,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,是毫无价值的。
  
司马迁宫刑
  天汉二年(公元前99年),正当司马迁全身心地撰写《史记》之时,却因李陵事件,而受到宫刑。宫刑它是中国五大酷刑之一,也是最残酷的刑罚之一。执刑人用刀子剜掉受刑男子的睾丸,如果受刑者是女的,那么,这么女性将永远地失去生育能力。总之,这是一种对人格施以极大侮辱的酷刑。
  这年夏天,武帝派自己宠妃李夫人的哥哥、二师将军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,另派李广的孙子、别将李陵随从李广利押运辎重。李陵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,孤军深入浚稽山,与单于遭遇。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。经过八昼夜的战斗,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,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,结果弹尽粮绝,不幸被俘。
  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,武帝本希望他能战死,后听说他却投了降,愤怒万分,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,趋炎附势,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,现在却附和汉武帝,指责李陵的罪过。汉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,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,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,尽力为李陵辩护。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,对朋友讲信义,对人谦虚礼让,对士兵有恩信,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,有国士的风范。司马迁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,他们如今见李陵出兵不利,就一味地落井下石,夸大其罪名。他对汉武帝说:"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,深入匈奴,孤军奋战,杀伤了许多敌人,立下了赫赫功劳。在救兵不至、弹尽粮绝、走投无路的情况下,仍然奋勇杀敌。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。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之中,而他杀伤匈奴之多,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了。他之所以不死,而是投降了匈奴,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。"
  司马迁的意思似乎是二师将军李广利没有尽到他的责任。他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,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,贬低劳师远征、战败而归的汉武帝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,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。
  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,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,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,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。面对酷吏,他始终不屈服,也不认罪。司马迁在狱中反复不停地问自己"这是我的罪吗?这是我的罪吗?我一个做臣子的,就不能发表点意见?"不久,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。汉武帝信以为真,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、妻子和儿子。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宫刑。
  据汉朝的刑法,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: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,二是受"腐刑"。司马迁官小家贫,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赎罪。腐刑既残酷地摧残人体和精神,也极大地侮辱人格。司马迁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,悲痛欲绝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杀。可后来他想到,人总有一死,但"死或重于泰山,或轻于鸿毛",死的轻重意义是不同的。他觉得自己如果就这样 "伏法而死",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,是毫无价值的。他想到了孔子、屈原、左丘明和孙膑等人,想到了他们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骄人成果。司马迁顿时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力气,他毅然选择了腐刑。面对最残酷的刑罚,司马迁痛苦到了极点,但他此时没有怨恨,也没有害怕。他只有一个信念,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,一定要把 史记写完,"是以肠一日而九回,居则忽忽若有所亡,出则不知所往。每念斯耻,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。"正因为还没有完成史记,他才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。
  
司马迁名言
  1、人固有一死,或重于泰山,或轻于鸿毛。
  2、富贵者送人以财,仁人者送人以言。
  3、求学贵于博,求道贵于要。
  4、燕雀安知鸿鹄之志。类别:志向
  5、明者远见于未萌,智者避危于无形。
  6、仁而威,惠而信,修身而天下服。
  7、不知其人,视其友。
  8、人固有一死,或重于泰山,或轻于鸿毛。译:人终究免不了一死,但死的价值不一样,为了人民正义的事业而死就比泰山还重,而那些自私自利,损人利已的人之死就比鸿毛还轻。
  9、忠言逆耳利于行,良药苦口利于病。
  10、泰山不让土壤,故能成其大;河海不择细流,故能就其深。
  11、千人之诺诺,不如一士之谔谔。
  12、飞鸟尽,良弓藏;狡兔死,走狗烹。
  13、不飞则已,一飞冲天;不鸣则已,一鸣惊人。
  14、常思奋不顾身,而殉国家之急。
  15、有志者,事竟成,破釜沉舟,百二秦关终属楚;苦心人,天不负,卧薪尝胆,三千越甲可吞吴。
  16、不识其人视其友。
  17、物盛则衰,时极而转,一质一文,终始之变也。
  18、修身者智之府也,爱施者仁之端也,取予者义之符也,耻辱者勇之决也。
  19、项庄舞剑,意在沛公。
  20、众口铄金,积毁销骨。
  
历史评价
  汉代
  扬雄在《法言》一书中写道:“太史迁,曰实录”。“子长多爱,爱奇也。”杨雄是赞扬司马迁实录精神的第一人。他提出的实录与爱奇,为历人者所赞同,直到现在。
  班固是汉代系统评论司马迁的第一人。《汉书》中有《司马迁传》。班固在赞语中说:“自刘向、杨雄博极群书,皆称迁有良史之材,服其状况序事理,辩而不华,质而不俚,其文直、其事核,不虚美、不隐恶,故谓之实录。”说司马迁“不虚美、不隐恶”,可谓一语中的,世称其当,后人皆服。司马迁的“实录”精神已成为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。
  唐代
  韩愈十分推崇司马迁的文学才华。他说:“汉朝人莫不能文,独司马相如、太史公、刘向、杨雄之为最。”他认为司马迁作品的风格是“雄深雅健”。《史记》成为韩愈作文的样本。
  柳宗元认为《史记》文章写得朴素凝炼、简洁利落,无枝蔓之疾;浑然天成、滴水不漏,增一字不容;遣词造句,煞费苦心,减一字不能。
  宋元
  宋人赞司马迁,其著名者为马存赞司马迁的壮游和郑樵赞司马迁的五体结构。
  马存认为司马迁平生喜游,足迹不肯一日休。司马迁壮游不是一般的旅游,而是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,然后吐而为书。所以他的文章或为狂澜惊涛,奔放浩荡;或为洞庭之波,深沉含蓄;或春妆如浓,靡蔓绰约;或龙腾虎跃,千军万马。司马迁世家龙门,念神禹立大功;西使巴蜀,跨剑阁之鸟道;彷徨齐鲁,睹天子之遗风。所以,天地之间,万物之变,可惊可愕,可以娱心,使人忧,使人悲者,子长尽取为文章,因而子长的文章变化无穷。
  南宋史学家郑樵认为:诸子百家,空言著书,历代实迹,无所纪系。而司马迁父子世司典籍,工于制作,上自黄帝,下迄秦汉,勒成一书,分为五体:本纪纪年,世家传代,表以正历,书以类事,传以蓍人。使百代而下,史家不能易其法,学者不能易其书。六经之后,惟有此书。可见郑樵对《史记》评价之高。
  明清
  金圣叹把《史记》作为“六才子书”之一,评论《史记》序赞九十多篇。他在评《水浒传》、《西厢记》中多次赞扬司马迁,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。他说:“隐忍以就功名,为史公一生之心。”在评《屈原贾生列传》中说司马迁“借他二人生平,作我一片眼泪。”金圣叹可谓司马迁的知音。他对《史记》与小说关系的探讨独树一帜。“《水浒传》方法即从《史记》出来”,“《水浒传》一个人出来,分明是一篇列传。”清人张竹波更直言:“《金瓶梅》是一部《史记》。”可见《史记》对后世小说写作技巧的广泛影响。
  钱谦益在《物斋有学集》中说:“司马氏以命世之才、旷代之识、高视千载,创立《史记》。”他认为司马迁创立的五体结构,成为历代史学家编史的样本,发凡起例之功“炳如日星矣”!
  章学诚在史学理论名著《文史通义》中说:“夫史迁绝学,《春秋》之后一人而已。”他认为《史记》一书“范围千古、牢笼百家”,司马迁有卓见绝识之能,《史记》有发凡创例之功。由于司马迁有卓绝千古的识力和笔力,《史记》是“经纬乎天人之际”的一家之言,章学诚俨然比于后无来者。
  赵翼在《廿二史札记》中说:“司马迁参酌古今,发凡起例,创为全史。本纪以序帝王,世家以记侯国,十表以系时事,八书以详制度,列传以专人物。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,总汇于一篇之中。自此例一定,历代作史者,遂不能出其范围,信史家之极则也。”司马迁的五体结构史学框架,一经创立,即为经典。纵观廿四史,无一例外。赵翼称为“史家之极则”,可谓精当之至。
  梁启超认为:“史界太祖,端推司马迁”,“太史公诚史界之造物主也”。梁启超对《史记》评价颇高,认为《史记》实为中国通史之创始者,是一部博谨严著作。他认为:史记之列传,借人以明史;《史记》之行文,叙一人能将其面目活现;《史记》叙事,能剖析条理,缜密而清晰。因此他主张对于《史记》,“凡属学人,必须一读”。
  现代
  鲁迅在《汉文学史纳要》一书中有专篇介绍司马迁。鲁迅认为:“武帝时文人,赋莫若司马相如,文莫若司马迁。”司马迁写文章“不拘于史法,不囿于字句,发于情,肆于心而为文”,因而《史记》不失为“史家之绝唱,无韵之《离骚》。”鲁迅的评价成为《史记》评论中的不朽名言。
  毛泽东在《为人民服务》文中说:“人总是要死的,但死的意义有不同。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:‘人固有一死,或重于泰山,或轻于鸿毛’。为人民利益而死,就比泰山还重,替法西斯卖力,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,就比鸿毛还轻。”毛泽东对司马迁很佩服,认为“司马迁览潇湘,泛西湖,历昆仑,周览名山大川,而其襟怀乃益广”。
  郭沫若特别赞赏司马迁的文学才华。他说:“司马迁这位史学大师实在值得我们夸耀,他的一部《史记》不啻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古代的史诗,或者说它是一部历史小说集也可以。”1958年郭沫若在为司马祠题写的碑文中对司马迁有“文章旷代雄”、“功业追尼父”的赞语。由此可见,郭沫若认为《史记》的文学成就是极高的。
  翦伯赞认为司马迁是中国历史学的开山祖师,《史记》是一部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。他说:“中国的历史学之成为一种独立的学问,是从西汉起,这种学问之开山祖师是大史学家司马迁。《史记》是中国历史学出发点上一座不朽的纪念碑。”他还说:“《史记》虽系纪传体,却是一部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。”司马迁“几乎注意到历史上社会之每一个阶层,每一个角落,每一方面的动态,而皆予以具体生动的描写。所以我以为,《史记》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社会史”。
  郑振铎认为:自司马迁以来,便视历史为时代的百科全书,所以司马迁取的材料,范围极广,自政治以至经济,自战争以至学术,无不包括在内,其所网络的范围是极其广大的。所谓“文学史”也常常被网络在这个无所不包的“时代的百科全书”之中。
  杜鹏程在《韩城市志》序中说:“韩城素称文史之乡,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,APP自助领取彩金8,88文化名人司马迁的故里,一向文化较为发达。历朝各代,名人辈出,其中以西汉时期伟大的史学家、文学家、思想家司马迁最为著名,其宏伟巨著《史记》闻名中外,影响深远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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